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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的“下半场”:如何防止“专项斗争”变成一阵风?

2019-11-08 13:15:20来源:植棉信息门户网

长期从事社会基层治理研究的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研究员文德没有想到他在201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会在三年后“着火”。

在这篇名为《乡村社会的生活方式》的文章中,描述了中国中部一个县的当地黑社会生态——所有这些材料都来自于文德在当地实地调查中所见所闻。

陆文德详细介绍了当地由当地黑社会势力控制的长途汽车客运和早餐米线市场:

2010年,当地长途客运市场受到出租车司机的冲击。长期卷入黑恶势力的长途客运公司指示一名“船员”暴力殴打一名出租车司机,导致出租车司机包围县政府大楼的大规模事件。

除了拥有可观垄断利润的长途客运市场之外,当地早餐米粉市场也受到黑恶势力的支配。当地黑社会势力派了几名歹徒到米线店老板那里“干活”,并要求统一提价每斤20美分。20美分的额外利润捐给了黑社会。这个县的价格和邻近的县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米粉的价格总是高几分。

文德告诉杜南,从他对基层社会的长期访问和调查来看,类似的现象更为普遍。

他还在文章中很有预见性地指出,很难识别在灰色地带游荡的黑社会组织,而且背后还有保护伞等问题。

三年后,2018年1月,中央政府部署并发起了一场打击犯罪和消除邪恶的特别运动。在这种背景下,文德的文章被重新发现,并在互联网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出乎意料,合理。”在文德看来,再次启动对邪恶势力的集中整治就是唤醒中央的“制度化”治理机制。“我国的政治、法律和公安力量在办案方面相对有限。在过去几十年里,国家和地方几乎每隔几年就根据社会秩序的实际情况,对邪恶势力进行一次集中的打击和整顿。”

例如,据报道,在20世纪80年代的镇压中,一个重要的惩罚和攻击目标是骚扰公众的黑帮团体,其中许多属于黑色邪恶帮派。

“但这一次,部署在中央一级的为期三年的打击黑人和邪恶势力的特别行动,与以前国家或地方对黑人和邪恶势力的袭击大相径庭。”文德通过中央一级打击犯罪和反邪恶的部署看到了“不寻常”的一点。

“过去,大多数人常说‘打击犯罪’,这次是‘打击犯罪’。”“镇压”和“镇压”之间的区别在强度和效果上是非常不同的。”文德对杜南记者的分析。过去,打击犯罪基本上是政治和法律系统的工作。这一次,不仅政治和法律制度,而且中共、中央组织部、民政部和其他部门都参加了打击犯罪的斗争。”他们还特别提议打击邪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这表明他们的努力范围远远大于以前。"

文德在打击犯罪和邪恶的斗争中也注意到“背后的逻辑”:

他认为,对邪恶势力的经常和集中的攻击往往来自社会安全局势的恶化。这一轮反犯罪和反邪恶的考虑是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制和能力的现代化。在国家治理模式中,要改造和重塑基层政治生态,必须解决基层腐败和恶势力两大关键问题。只有解决这两个问题,才能提高基层的治理水平。”路德维希说。

来自杜南的记者注意到,打伞破网、整顿基层组织也成为本轮反犯罪反邪恶的重点措施。

根据最新公开数据,截至今年9月底,国家纪检监察机关已将5500人移送司法机关,调查和处理涉及腐败和“保护伞”的案件,并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1700多个村组织,清理邪恶势力的干扰和渗透。

在不同的“背逻辑”下,“非同寻常”的打击犯罪和邪恶的特殊斗争也面临着“不同于过去”的新局面。

对“黑社会”有着长期观察和研究的文德从小在农村长大,目睹甚至经历了农村基层社会黑恶势力的演变。

“我家乡的三个亲戚受到黑色邪恶势力的骚扰,最糟糕的几乎是被迫自杀。”鲁文德说,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他的亲属因赌博和高利贷不断受到当地邪恶势力的纠缠。“当截止日期到来时,他们将被迫偿还这笔钱,他们要么在截止日期前将人们扣留在旅馆,要么回家制造麻烦。”

即使我学过“黑社会”,我也很难帮助我的家人。黑社会的收集方法也很讲究,这往往被称为“软暴力”。当时,“软暴力”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公安机关也无能为力:很难获得证据,一些收集方法至多设置了挑衅,很难有效打击。卢文德坦率地说,他的家人仍然不得不住在自己的家乡,只能与募捐团体的“老板”协商还钱和购买和平。

文德在日常调查观察中还发现,近年来,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黑社会组织也变得越来越“法律意识”,其组织行为也变得越来越隐蔽。真正的“黑色”隐藏在“灰色”的背景下,越来越难以打击。

文德曾经采访过一个成功的老板。这位年轻时头上有一道伤疤的老板承认,黑帮头目也应该转变成文明人,否则他们会被社会淘汰。

“我们的社会文明,实际上黑社会已经变得“文明”。那些过去与社会混在一起的“企业家”现在嘲笑杀戮和杀戮,认为这是低级匪徒的工作,“没受过教育”和“无知”。文德说:“在正常情况下,黑社会老大不会把他们的脸当成罪犯。”。他们都有注册公司或从事一些合法职业。许多老板跨行业经营。"

来自杜南的记者还注意到,在“黑社会”的“漂白”过程中,一些私营企业和披着合法外衣的黑恶势力相互交织,一些私营企业参与了合同诈骗、集资诈骗等。如何严格区分上述行为与黑恶势力犯罪,如何准确划定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的界限,如何在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的同时保护民营企业,都成为打击黑恶势力的新难点。

“这次打击犯罪和邪恶的特别斗争的最大区别在于,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打击犯罪和邪恶的斗争应严格按照法律轨道进行,并特别强调打击犯罪和邪恶的斗争应依法受到严厉惩罚。”长期研究刑法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启林(Ruan Qilin)表示,他特别梳理了中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黑社会犯罪”的定义和处罚。

据报道,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一次从法律层面规定了"黑手党组织犯下的罪行",确立了三种与黑手党有关的罪行:组织、领导和参与黑手党组织的罪行;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窝藏、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2000年,“打黑除恶”专项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年底,最高法颁布了《关于审判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界定了什么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以指导实践。

两年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立法解释,明确“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同时具备四个特征。为什么“类似黑手党的组织”提供了至今仍在使用的法律标准?

阮志林表示关切的是,针对当前反犯罪、反邪恶运动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如隐藏邪恶势力、更新方法等,中央高层政府发布了一系列加强反犯罪、反邪恶“法律供给”的指导意见。

今年4月,国家反三合会办公室首次召开新闻发布会,一揽子发布了四条指导意见,即《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日常贷款”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软暴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如何界定“恶势力”和“软暴力”,如何处理日常贷款,如何打击“黑钱”,都是当前打击犯罪和恶行所面临的难题,也是首次为司法案件提供明确的依据。

这一措施在以前所有针对黑邪恶势力的集中攻击中相对罕见。

"这些法律和政策文件有具体的标准,易于操作."阮启林认为,这四份文件及时为基层司法实践提供了法律操作指南。

杜南记者还注意到,上周在Xi召开的全国反犯罪反邪恶运动第二次推介会也特别强调“依法办案”。会上透露,下一步将出台指导意见,打击黑恶势力非法放贷和互联网非法介入,完善法律和政策指导机制。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反犯罪反邪恶运动中,不乏防范“扩大反犯罪反邪恶运动范围”的建议。

许多法律界人士向南方指出,反腐败运动发起后,确实有一些地方不够高,无法处理。也有一些地方对如何界定涉黑涉恶企业的财产有不同的标准。

“目前,中央一级有两个检查组:一个是打击犯罪和消除邪恶的检查组,这要求地方当局采取行动打击犯罪和消除邪恶。另一个是中央政府为依法治国而成立的特别检查组,这要求建立一个保护私营企业发展的法律环境。”一位法律学者提出,在中央监督检查人员的压力和要求下,如何准确把握地方司法实践已成为一个现实的命题。

“如果高层发出呼吁,底层做出回应,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层层升级。”阮志林还多次呼吁:尽管基层面临着各种复杂的现实和压力,但关键的核心是确保办案质量。

“无论是辨认犯罪,用伞破网还是用钱破血,我们都必须严格控制证据。我们必须严格区分合法企业、经济组织和黑社会犯罪。我们必须根据这四个特点系统地识别黑社会组织,并严格确保案件的处理在法律轨道上进行。”阮志林说道。

来自杜南的记者注意到,中央高层官员也不断发布关于上述外部担忧和一些地方“执行偏差”的信号:

在国家反三合会办公室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政法委员会中央秘书长、国家反三合会办公室主任陈宜新开门见山地指出:出台四项法律政策文件,是为了完善涉及非法活动案件的证据和程序规定,以促进合法、准确、及时地打击非法活动和不法势力犯罪,以免“抬高”或“降低”涉及非法活动和犯罪的案件。

今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发布“一罪一罚、一罪不算”的典型案件时,也明确指出,在办理涉罪案件时,要依法准确认定“一罪一罚、一罪一罚”。它应该严格控制事实、证据、程序和法律的适用,而不是人为地“抬高”或“降低”。

本月第二次反犯罪反邪恶促进会也表示:目前,这场特殊的斗争已经进入了法律对抗阶段,以考验证据的质量和司法能力。随着起诉和审判案件数量的增加,起诉和审判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涉及犯罪和犯罪的案件高度专业化,处理周期长,要求法官和检察官有很高的处理能力。这要求在加强案件处理能力建设的同时,应努力做到“准”一词,准确理解法律政策,准确查明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规定,并保证每个案件都成为经得起法律和历史考验的铁案。

基于过去两年的基层调查,文德还坦率地向南方承认,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和法院的职能有不同的地位、作用和职能。“公安机关强调打击邪恶势力的作用,并将‘严厉’处理案件,而法院和检察院则特别强调依法打击案件。特别是司法体制改革后,法官必须实行终身负责制,这大大提高了依法办案的水平。”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说在打击犯罪和罪恶的斗争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路德维希认为,这一轮打击犯罪和邪恶的努力比爬上一层楼梯更深入、更有效。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6%,枪支相关案件同比下降44%。除了改善公共安全之外,基层的政治生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截至今年9月底,国家纪检监察机关已将5500人移送司法机关,调查和处理涉及腐败和“保护伞”的案件。对全国73,800个薄弱松散的村党组织进行了调查和整顿,清除了1,700多个受邪恶势力干扰和渗透的村党组织。

进入反犯罪斗争的“后半期”,我们已经面临着如何巩固成果、建立长效机制的现实命题。

路德维希认为,由于黑恶势力的增长有其自身的规律,而目前的基层警力有限,近几十年来,对黑恶势力的打击往往采取“集中打击”的形式,这既是符合客观现实的有效方法,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巩固打击犯罪和反邪恶努力的效力,防止黑色邪恶势力死灰复燃,最根本的是挤压黑色邪恶势力灰色的生存空间。

“所谓‘先打黑扫灰’,在打黑除恶团伙之后,为他们寄生的灰色空间需要及时建立相关的制度和规范,才能取得长远的成效。”鲁文德说,此外,打伞、破网、建立基层组织尤为重要,这是黑恶势力的土壤基础。打伞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也有助于逐步实现长效机制建设的目标。

杜南记者注意到,在去年全国村委会选举中,全国村组织特别强调严格关闭选举,禁止“有犯罪记录的人”进入村委会候选人名单。

在本月的第二次反犯罪反邪恶促进会上,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傅兴国也提出,在下一阶段,县级领导班子成员将各包括1-2个乡镇,解决黑恶势力、宗教势力干扰渗透、信访矛盾突出等问题,坚决撤换不称职的村支书。此外,将对全村“两委”成员进行联合审判,彻底清理受到刑事处罚、有“村霸”和涉嫌犯罪的村干部,并及时予以弥补。

阮志林还说,为了进一步提高基层治理的有效性,除了巩固基层组织之外,基层公安执法队伍在日常工作中必须保持公正。“我们必须依法严惩村里的流氓恶霸等违法犯罪行为。为了维护社会的完整和良好秩序,我们必须从一个小的角度出发。”

在10月11日的推介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胜坤也表示,“战斗”和“建设”应该同步进行。下一阶段,要注意建立长效机制,巩固基层党组织建设,严格控制选举。同时,城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应该作为一个长期机制的重要起点。不仅要建立和完善重点行业的监督体系和管理规范,而且要从建设自己的队伍入手,防止“暗箱操作”

采访者:来自北京的杜南记者蒋哮天和白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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